本文为我司首席经济学家杨敬昊接受《华夏时报》邢祺欣记者采访的回答，新闻链接请点击此处。

调控的核心原因在于目前煤炭价格的涨幅严重背离了基本面，且威胁到了国家能源安全和国计民生。能源安全上，前一段时间工业企业限电停产，个别地方民用电也被限制；国计民生上，民用电不能充分保障，与此同时北方供暖季来临，供暖煤需求迫在眉睫。

次要原因是，煤炭价格高企，使得生产企业的经营成本蹿升。这部分的成本一方面来自能源成本，用电或因限电而产生的成本，另一方面来自于以煤炭为基础的煤化工下游工业原料的价格飙升给企业带来的生产成本增加，比如煤制烯烃、煤制甲醇等。

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上，价格数据中消费端的CPI涨幅远远跟不上PPI的涨幅，这突出反映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被高度挤压，甚至转为亏损。这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复苏是一个重大隐患，因此从源头上，调控煤炭价格就成为了一举多得的破局关键。

而目前之所以煤炭出现背离基本面的上涨，核心还是供不应求导致的。外生性因素上，疫情使得我们路上煤炭进口受到影响，而澳大利亚政府则在对华不友好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在这个背景下，海路进口煤炭也受到影响。因此，中国每年超过30亿吨的煤炭需求就主要依赖国内各大煤炭企业来解决，而仅2020年一年，煤炭消耗量就提高了0.6%。煤炭消费本身有自然增长，而每年3亿吨（排除疫情影响使用2019年数据）进口煤炭又受到影响。而国内，我们从2013年以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的煤炭产能，从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始，煤炭企业的产能收到严格限制。但到今年这种异常年份，即使发改委千方百计核增产能，煤炭企业并不是隔日就能把核增产能转化成原煤，这需要时间。这是煤炭供给侧的情况。

煤炭需求侧，由于全球经济复苏，我国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几乎是满单满产，东北沿海省份用电压力陡增，而大宗商品价格整体高位运行又使得以金属冶炼为代表的高能耗企业，也高负荷生产，二者叠加，使得电力煤炭需求大增，而从去年开始电厂的厂库库存就开始下行，到目前达到历史低位。冬季临近，今年又已经确认是拉尼娜年，冷冬已成定局，取暖煤炭的采购又与电煤补库形成竞争。需求极旺。

有了供不应求的这个主逻辑，而且短时间内还无法解决的时机，投机资金的情绪被调动，煤炭价格就完全脱离的基本面的涨速，特别是在奇货可居的背景下，惜售逐利也是企业本能，这也是发改委为什么要核定企业产能的原因，不能借口产不出煤来惜售或故意减产。

煤炭在北方取暖季就是民生物资，当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我们国家进行限价来调控煤炭一定会行之有效。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可以控制煤炭的供给侧，即国家要求煤炭企业全力生产保供，那么传统微观经济模型下的限价造成的减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政策一出，郑商所的动力煤期货合约夜盘跌停，就是一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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